“新冠病毒的问题复杂。清零目标要谨慎。”4月15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全国新冠肺炎专家组经济学家代表刘国恩博士在接受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采访时表示。
以“国内外疫情新变化，其对全球和我国经济的影响”为主题的第158期上海发展沙龙于3月30日下午通过网络会议方式举行，由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主持。会上，刘国恩博士和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先生作题为“国内外疫情新变化，其对全球和我国经济的影响”的演讲。
4月15日，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就刘国恩博士的主题演讲做了摘要整理，并围绕“与病毒风险伴行”，做了补充专访。
刘国恩：新冠病毒的问题复杂，清零目标要谨慎
第一，大家都知道了，现在新冠病毒全球感染人数还在不断增加。截至3月29日，全球确诊人数已达719000人，病亡人数是33905人。如果仅以这两个指标来看，病死率在4.7%左右。但是，我希望这个死亡率数字不要给人们带来太多的恐惧，因为死亡人数相对好核实，可是新冠感染人数还难以全面统计。目前病死率暂以确诊患者为分母计算，因为存在大量的未确诊人数，其中包括众多无症状感染者，分母大幅被低估，所以病死率被高估了。美国近期确诊病例上涨很快，特别是纽约，但我不认为这反映了新感染人数急剧上升或防控失效。因为新冠病毒大家公认具有高度无症状、假阴性特征，感染人数的多少还取决于检测手段的有效性、规模性，尤其是当快速、方便、经济的抗体检测技术广泛应用到一般人群之后，大规模感染人群的报告与精准发现不无关系。这也为采用所谓的“群体免疫”抗疫提供了科学、可行的基础，具有抗体的人群是战胜病毒、恢复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终极力量。第二，如果把新冠病毒和曾经发生的几次重大传染性瘟疫比较，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采取有效防控措施。从病毒传染的自然再生率（R0）看，即在没有人为防控条件下的传染程度，2003年的SARS比新冠病毒的R0高不少。为何SARS的实际感染人数远比新冠感染人数少呢？主要原因在于前者的潜伏性感染程度远比后者低。SARS的传播集中在症状出现后的医疗服务体系，感染人群及规模相对可控，所以可以采取古老的代价高但收效显著的“封锁”措施。对于新冠病毒，问题就复杂了，因为其传播更多发生在非症状或症状前的广阔社区，规模太大，防不胜防，除非万不得已，大规模封城的代价太高。就病死率看，SARS高达10%左右，显著高于新冠病毒的4%上下。根据目前所知的流行病学数据，新冠病毒的致死风险主要存在于高龄老人和患有并发症的人群中。特别需要指出，70岁以上的老人面临的致死风险直线上升，所以家人需要对老人进行特别防护，尽量减少握手、拥抱等身体接触行为，为其保留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另外，伴有慢性疾病的患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呼吸道疾病、肿瘤以及高血压等，都会面临更大的生命威胁。如果平常身体健康，尤其是年轻人，即使不幸感染，成为重症或致死风险都不大，大多能康复。早期在武汉当地的医务人员有部分感染并付出了宝贵生命，主要还是因为身处病毒原发区域，长时间暴露在病毒载量很高的工作岗位，一旦防护措施不到位，灾难性后果就难以避免。在中国感染的8万多名患者里面，有81%属于轻症患者，对于不同性质的患者需要不同的处理方式，大致包括三类：第一类轻症患者，可能是处于发病阶段的早期患者，病情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后演变为重症，甚至危重症患者。对此存在潜在风险的患者，应该尽快送到医院进行防治；第二类轻症患者，可能因为感染的病毒载量低，因此恰当的处理方式应该是在社区基层卫生服务体系的照护下进行居家隔离与康复，而不必送往大医院救治，既节省医疗资源，也减少在医院的交叉感染风险；第三类轻症患者，可能是其身体产生的抗体能够有效抑制病毒的复制，轻症表现反映的是自身免疫力很强的结果，病毒对其影响甚微。理论上讲，第三类轻症患者越多越好，他们是“群体免疫”的主力军，应该鼓励其优先恢复工作和社会活动，更好发挥终阻断病毒继续社区传播的关键作用。近期，美国抗体检测技术刚刚通过FBA的认证，检测工具类似于烤面包机大小，可移动性强，精准程度高达90%以上。随着此类抗体检测工具在中国市场的广泛应用，我们应对新冠病毒的措施会越来越科学高效，这对后期可能面临的病毒持续来袭的长期战役，将是至关重要的手段。下面，我谈谈关于疾病风险的科学认知和风险管理问题，降低盲目恐惧，从而更好地应对这场危机。事实上，人类日常生活从来就没有少过与各种风险同行，有些危险的杀伤力其实很大，只是大家有些见惯不惊而已。以2017年的全国10大死因为据，第一是脑卒中，第二是心脏病，第三是肿瘤，第四是慢性呼吸道疾病，第五是肝癌，第六是道路伤亡。2018年，全国季节性流感致死8.8万多人，是目前新冠病毒致死人数的近30倍。如果根据0.1%的病死率推算，感染人数至少在8000万左右，是目前新冠病毒感染人数的近1000倍。车祸致死人数高达近6万，致残人数更高。总之，只要我们把防控新冠肺炎的行动置于人类生存伴随的系统性风险大背景下，就有助于我们的防控行动更为从容理性，避免顾此失彼，更有效、更科学地配置全国和地方的人财物资源，大限度降低经济活动、社会秩序、医疗服务的次生灾害代价。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相信全社会将大幅提升对重大传染病防治的关注和资源投入程度。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客观正视自然风险的存在规律和约束条件，合理设定疫情防控的可行目标。近的一种观点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实现新冠病毒的“清零”目标。对此，且不说科学层面上是否可行或有无意义，从风控优化和质量管理的成本效益角度看，很难想象这如何能够成为基本的公共事务目标。不仅如此，不现实的“清零”目标还可能导致人为造假、隐瞒真相，对当前暂时处于防控后期的工作更为不利。我想这是个极其难以预见的问题。第一，各地的经济活动数据难以获得；第二，长期的GDP增长并非定数，不仅取决于我们现在做什么，还取决于我们的经济贸易伙伴以及国际市场的变化；第三，新冠病毒未来的变异情况及其卷土重来的风险。不过，就第一个季度来看，我们可以尝试进行估算。根据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跟踪六大经济活动的变化情况，基于包括房地产销售、城市交通路况、主要发电煤耗、集装货运量、影院票房、以及十大城市污染指标等生成的“经济活动指数”（Economic Activity Index）显示，自1月23日武汉封城到3月底，全国经济统计活动指数在2020年2~3月相对2019年同比下降20%~30%。以2019年第一个季度21.3万亿GDP为基数，假定正常情况下的潜在增长率为6%，2020年的一季度GDP应到22.6万亿，或月平均为7.5万亿。如果取经济活动指数下降的中位数25%计算，2~3月的经济损失在3.77万亿左右，相当于2019年全国GDP的3.8%。当然，如果再考虑疫情对人们的心理、消费、投资等乘数效应的负面影响，以上数字很有可能还是低估。大河财立方·上海会客厅：您在一些场合提及到信息如何更好地分享问题。您认为信息产生的科学基础已经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刘国恩：信息产生的科学基础首先是尊重科学的态度，而科学态度的本质是实事求是，承认人类认知的有限性，破除绝对真理的迷信。在科学判断上容许出错、试错，才可能激发人们勇于探索未知的强大动力。
人类关于新冠病毒的科学认知正在一步步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科学家的共同努力，更重要的是这些知识伴随各国抗疫经由全球化的资讯网络跨越了国界、地域的阻隔，使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分享。尽管包括自媒体在内的大众传播过程伴随各种各样的噪音信息，人们关于细菌、病毒等微生物种与人类关系的认知可以说正在经历一场空前的全民科普洗礼，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由此推进的科学启蒙与社会进步可谓价值连城，相信对中国和人类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大河财立方·上海会客厅：我们对于来自于贫穷、饥饿、战争、人祸的风险似乎相对比较熟知了。或许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我们对微生物种入侵身体的外生性疾病，肿瘤、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人类自身生理系统的内生性疾病，以及污染、工伤、车祸等人类构建的生活、工作环境所致的外源性疾病这类疾病、死亡风险知之甚少。是这样吗？比之其余风险，之前我们为什么会忽视？我们该怎样改变？
刘国恩：人们对于任何风险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从完全未知的不确定性导致的恐惧开始，逐步形成对风险大小和特征分布的判断识别，进而发现和改善应对其风险的手段。伴随物理层面的认知，人们在心理层面也有一个逐步调整和适应的过程。比如像上面提到的，每年的季节性流感，以及威胁人类生命的慢性病，致死风险其实更大，但因为长期与人类相伴，时间相对漫长，并有希望得以救治，人们的应对意识也发生适应性的改变。
以生活方式为例，如果我们的生活行为有所节制、健康一点，其产生的健康回报其实很高。再如，季节性流感的疫苗在大多数年份是可以提前有效接种，然而除了小孩、老人的免费接种，很多人可能因为时间和自费等原因，并未重视而未采取物有所值的免疫措施，导致个人以及社会为此付出本可以避免的巨大代价。
简言之，如果说我们对未知的不确定性事件还有点理由顾此失彼的话，对于本可能预防的风险轻视大意而付出不必要的巨大代价，则不该被原谅。
